，还没有灰色收入，买不起皇城周边的宅子，好些人几乎是贴着城墙住的。他们要上朝，就得起大早，然后步行差不多半个时辰进宫。

朝会上基本轮不到他们说话，绝大多数人都是高官们照本宣科时的背景板。在朱常洛看来，搞朝会改制不仅是体恤自己，更是体恤他们。

但事情就是这么荒唐的发生了。受益最大、最该支持改制的一群人跳得比谁都高，逮着人就咬，摆出一副不把朝局搅浑誓不罢休的姿态，企图把阁、部十五卿全部拉下水。

起初，朱常洛只当这是两派假借祖制的互相攻伐，于是便让司礼监记录并调查了各言官的党派。内廷将名单拟出后，朱常洛也只是借此敲打两派的头面人物，让他们好好儿管管手底下的言官。大家都不要再闹了。

这时候，朱常洛还想着息事宁人，根本就没打算借着朝会改制的事情搞扩大化。因为东厂刚完成重建，还在磨合，朱常洛也并不很信任锦衣卫，就连出门见人也只安排西厂随护。

西厂虽然能用，但在朱常洛的设计中，它只是一个内廷的监察机构。朱常洛并不打算让西厂调查或惩办外廷的官员。

由于东林党势大，朱常洛在同时敲打方从哲和刘一燝这两位头面人物时，还专门给刘一燝上了额外的脸色。可最后，没被上脸色的方从哲压住了以浙党为首的势力，而刘一燝却完全管不住东林党。

冬月十一，矛盾集中爆发。东林党竟然趁着皇帝临朝，直接对皇帝本人发起进攻。此时，朱常洛终于意识到，这群人并不单是要搞党派斗争，更是要借朝会改制掀起泰昌朝的“大礼议”，逼朝廷乃至皇帝让步。

但相比如浮水之萍的进京藩王朱厚熜，朱常洛的境况要好得多。因为宫里没有昭圣慈寿皇太后这样的人物，所以在太子即皇帝位之初，以王安为首的东宫宦官就基本完成了对内廷权力的接收，内阁也不是杨廷和这样的权相的一言堂。

朱常洛本来是想在万历四十八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完成对内廷的整肃。再在改元的恩科结束及天津开埠之后，从孙如游这样腐儒卫道士入手，逐步裁汰脑子里只搭了一根弦的文官，只保留最忠于君主的腐儒去看着所谓的“洋儒”，以防止新势力无人制衡尾大不掉。可朝会改制变成了“大礼议”，那就只能调整计划，提前动手了。

尽管做了打击东林党的决定，但朱常洛依旧保持着应有的克制，只搞了适度的扩大化，而没有搞无限制扩大化。他甚至亲自调整并缩小了锦衣卫的打击面，以保证在历史上有正面评价的官员，以及微涉或无涉此事的官员能免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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