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烺单单是在城内各处的巡视简阅，恐怕就得上好几日。

当然，如今各项事务中，朱慈烺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商税，关税，以及市舶司这些新恢复或者新成立的衙门。

他们的恪尽职守，才是如今大明日益增长的财政收入，军费保障的基础。

而大明教育的发展，朱慈烺也十分重视，这固然不是最紧急的，但却十分重要，这才是大明这艘大船，成功走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金陵大学堂”扩建后，职能和使命也都更加明确，江南江北，甚至是西南各地的名儒大师们，甚至是红毛，都在学堂中，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和研究。

而这些人中，不少其实都十分抵触西学，但更多的是学习汲取的态度，并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这也算得上是明末文人的特点了。

在科考改革和朱慈烺特意引导的背景下，那些新进崛起的新锐力量，作为老师，个人身上的喜好和偏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学堂中的风气。

当然，因为大明此时在基础教育上的投入不足，朱慈烺所谓的“高等教育”，又还不成体系，无论是传统文人，还是接触过西学的文人，依旧还是秉持着原本的那一套。

换言之，“圣人之学”依旧在大学堂中盛行，朱慈烺的新学科研究和发展，当前主要还是依靠传教士和少得可怜，在科学上有所研究的开明书生。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多年的八股使得大明的许多学科发展，仅仅局限在技术上，理论只是相当匮乏。

朱慈烺当然也想快点发展基础科学，并迅速培养出一批有助于科学发展的专家学者出来，但学生先不说，单单是老师这一块，他现在就解决不了，更不要说教材和传统舆论的影响了。

要知道，“金陵大学堂”的改革和学科设置，此前便遭到了江南大儒的非议，甚至还有数千地方文人，联名请愿上书，指责学堂中出现了制器算账等不入流的东西.

作为大明此时实际上的最高学府，大学堂中的学子，几乎都是国之精华，在传统的等级贵贱舆论下，面临的压力自然很大。

而最令朱慈烺头疼的，其实还是大学堂之内的“华夷之争”了，“红夷”在某些人眼中，根本不配进入大学堂，更不要说作为半个圣人的老师了。

为此，有人将这一问题牵扯到了国家体制，纲常伦理，甚至牵扯到了“华夷之别”这样的敏感问题，逼得朱慈烺不得不出手处理。

他改革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而“金陵大学堂”的改革，就是着力点，他必须从那些所谓大儒的手中，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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