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雷·邦已经不耐烦了，他的嗓门越提越高，就像在跟人吵架。他对律师的话有时候答非所问，有时候又自己冷不丁儿冒出几句不相干的话来。比如现在，“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基纳德家里，给他留了一个号码，说是要我打电话去监狱。”

“你记错了。”伊芮摇摇头。

“我怎么会记错？”

“如果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基纳德的地址和电话，你会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伊芮。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基纳德是做房地产的，他的电话号码总是登在报纸的广告栏里。”

伊芮无心跟雷·邦纠缠，便以进为退，抛出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季米的事吗？”

“没听说过。我读了报纸才知道他被杀了。”

“得，我们再回到曼斯菲尔德。里克·鲁斯想知道你们的行踪，对吗？”

“他想知道贝蒂的行踪。”

“你挂掉电话后多久彼茨夫人被捕？”

雷·邦想了一阵：“半个钟头。”

“当他们逮捕彼茨夫人时，是否也逮捕了你？”

“他们先铐了我，后来又放了。”

“彼茨夫人入狱后，你打过电话给她？”

“对。”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这跟你没关系。”

“我恐怕这跟法院和陪审团有关系。”

“我们谈了这个案子。”雷·邦很不情愿地说。

两个人又吵起来了，雷·邦拒不回答伊芮的某些提问。不得已，法官杰克·荷兰只得出面干涉。

“你在监狱里关押过多久？”伊芮·安鲁斯的最后一个问题。

“七八年。”雷·邦回答。

伊芮疲惫地挥挥手，把证人移交给公诉方。

比尔·班迪拿起几张照片：“你知道这些地方吗？”

雷·邦一一看过：“井式花坛……贮藏室……房车……”

“请告诉我，谁侍弄井式花坛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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