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瓦斯费·塔尔被暗害，我们被推进了陷阱。一旦我们被发觉，以色列人

肯定不会罢手，直至他们把我们毁灭——或者至少直至他们能最大限度地摧

毁我们。

我问哈拉德，他是否认为，如果瓦斯费·塔尔还话着，那么自1971　年以

来发生的许多灾难能够得以避免。他答道：“在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不能。

在理论上有充分理由可以说黎巴嫩将免经痛苦折腾——但是，即使对此我也

不能十分肯定。如果瓦斯费仍然活着，如果我们跟他一起实现我们达成的协

议，以色列人和基辛格将会想方设法使约旦动荡，以便把我们消灭在那儿。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许总有一天要在黎巴嫩。我同瓦斯费的协议将会

给我们所有的人结束暴力的机会，但是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领导人有结束暴

力的任何意愿，除非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已被消灭。如果我变得现实一点，我

想我应该说，我们从我和瓦斯费的协议中唯一真正所得是在公众关系领域。

我们的新的现实主义将会受到西方客观的和开明的人士的欢迎，我们将会赢

得对我们事业的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即使如此，那或许也会有反作用

的。你现在应该认识到的，对我们斗争的真实历史的坦诚研究表明，一个最

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巴勒斯坦人越是表现出我们准备面对现实并且用政治手

段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以色列人就越是使他们的军事行动升级——因为他们

不愿意同我们在政治战场上交锋。他们知道，在政治战场我们至少是他们的

平手。”

有一个人对瓦斯费·塔尔独自决定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达成协议一事负

有主要责任，此人即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哈拉德说：“在一次从亚历山

大乘火车到开罗的旅行途中，我说服费萨尔成为我们和约旦人之间的调停

人。我们四个人在一个特级车厢中——萨达特、费萨尔、阿拉法特和我。费

萨尔同意成为调停者，这对我们十分重要。在我们阿拉伯的传统中，引起调

停失败的一方就变成调停者的敌人。因此，坦率地说，人一开始侯赛因和他

的人就被置于不利地位！”

瓦斯费·塔尔本人一直没有卷入，直至谈判将要破裂的最后一分钟。

哈拉德继续说：“我们在火车上谈话以后，费萨尔完全明白什么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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