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听着他便把王文龙引为知己。

焦竑和李贽不同，他虽然也有离经叛道的思想，但是却反对以错证错，认为一切思想理论都因有依据，王文龙旁征博引的讲课方法让他觉得非常认同。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就是焦竑的历史观念还是脱离不了明代人的窠臼，明朝还没有考古学，所以焦竑研究历史之时更相信史书记载却不重视考古文物，他脑海中的商朝还是司马迁《史记》之中描绘的样子。

而王文龙显然不会认同这些观点，他来自后世，知道从考古实践中得出来的商朝的形象和司马迁几千年后收集史料描绘出来的那个商王朝差距极大。

王文龙和众学者的讨论接近结束，这时焦竑终于推门而入。

“建阳，我叫焦竑，号澹园，久仰大名1

王文龙早就知道焦竑今天会来，连忙拱手笑道：“后学末辈见过澹园先生。” 　　 　　焦竑说道：“刚才在屋外听了建阳一通高论，其中许多观点十分新颖，不知建阳是何时开始研究先秦古史的？”

王文龙道：“是写《尚书古文疏证》之时。”

董其昌见焦竑和王文龙两位在考古和历史方面都颇有才学的学者聊的热闹，哪里愿意放过这次机会，他建议道：“两位难得见上一面，不若就在此做一次对谈，若是能有什么高论，说不定能成为千古佳话呢。”

焦竑点点头问王文龙道：“建阳以为如何？”

“幸何如之。”王文龙笑着说。

而听到三人的谈话屋中的学者们顿时骚动起来，这还是他们自持学者身份，否则早就有人跑出去呼朋引伴了。

焦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影响有多大？他是整个万历年间写史的第一人，是此时人以为“蓄一代史材”的人物。

历史上黄遵宪临终前，最后对自己的儿子黄宗羲嘱咐的话就是：“学者最要紧的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

而原史中清代最有名的明史学家万斯同评论了明代所有私家史书，从郑端简骂到《同时尚论录》，以为都不可为典要，直到说“焦氏《献征录》”时表示“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

事实上焦竑的《国朝献征录》不仅在明末的史学研究中地位极高，更是直接被后人称为“明代传记之冠”。

事实上直到王文龙的《尚书古文疏证》风靡天下，他的学术地位才略略可以和焦竑相提并论，焦竑的研究成果是靠书籍史料给堆出来的。

此时两人一同坐上讲席，董其昌也在一旁列席，等待着听闻两人的对话，而，有一些得知消息的甲骨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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